某些干部因为自己的改革抱负未如愿、自己对改革的预期屡屡受挫、自己得不到改革的诸多实惠，因而对改革心灰意冷，或者阳奉阴违，甚至疯狂纳贿。漫画/李华
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上包括一些干部对改革的态度复杂，也夹杂着不少不良心态。
知足厌变，乐不思改
我国过去30多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难免会让一些政治精英沾沾自喜、引以为傲。这往往会让他们忽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诸多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难题，认为“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哗众取宠，就是耸人听闻。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可以、也应该“歇口气、喝壶茶、再赶路”，更有甚者认为，他们有理由也有资本好好享用一下改革成果了。于是，改革成就成了一些官员贪腐和享乐的“道德许可证”。既然“歇下了”，就可能进入“此间乐，不思蜀”的心态。“改革需要危机感，而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后，我们的危机感没有了。”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的缺乏，会导致“改革懈怠”。更可怕的是：取得丰硕成果之后的改革懈怠，会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到成果的分配公平问题上，进而会瓦解共识。缺乏危机感和共识，意味着改革的群体性动力的丧失。值得警惕的是，实证调查发现，这种“知足厌变、乐不思改”的心态，往往将“保持社会稳定”视为改革顺利推进的第一位决定性因素，采取“借维稳拒改革”策略。
患得患失，犹疑不定
改革，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性设计。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因此，改革总是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加之当今中国政府机构的改革常常涉及公共权力的分解与让渡，这两方面特性直接将改革对象导向“损失”思维路径。行为决策学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在面对损失时，都会油然而生“损失厌恶”之情，继而通过“神奇想象”和认知偏见等夸大改革的损失，最后理性地选择观望和规避改革，或是“随大流”。持这种态度者未必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但却是未来改革的风险承担者。他们担心“谁改革谁吃亏，谁先改谁先吃亏”。这种担心又直接受到他们对改革的可持续性、高层的改革决心、其他部门和个人对改革的践行情况等因素的预测和判断的影响。此外，既得利益者的现时幸福指数越高，风险意识就越强，改革的勇气就越小。总体而言，观望气氛越浓，改革就越难深入开展。
心灰意冷，冷眼旁观
不少地方的改革创新之举因“众口难调”、“欲壑难填”而成了“自找没趣”，因而心灰意冷。譬如，有位干部曾要求当地宣传部公开了自己的公车牌号——“禁止公车私用从我做起，请大家监督我”，然而，得到的不是赞赏而是网民的普遍质疑：“本想破个冰，开全国公示公车之先河，想不到却把自己掉冰窟窿里。”除了改革行动受挫之外，一些干部还会因为自己的改革抱负和蓝图未被采用、自己对改革的预期屡屡受挫、自己屡屡成为改革的受害者或最少受益者，因而对改革心灰意冷。
言行不一，阳奉阴违
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经济改革，既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也造就了极大的受益不均和各式各样的既得利益者。“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面对可能触动自己“奶酪”的改革，譬如行政审批精简、公车改革等，一些部门和个体的内心非常抵触。只是慑于中央和上层的高压，不得不言不由衷地口头上高喊改革，实际上对改革极度反感，消极抵制、暗中使绊。他们往往以“时机不成熟”、“一放就乱”、“配套改革不到位”、“设计欠周”等理由，延宕推进改革的步伐。
急功近利，贪大求洋
与前述四种消极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领导干部或决策部门期望“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之所以如此，或是因为他们对渐进式改革已失去耐心和信心，或是因为他们把复杂的改革过分简单化，或是过分迷信别国可用的法子，依样画葫芦，或是因为他们太想通过一场改革展示德与才了……这是极端现代主义的线性思维，忽视了中国社会实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轻视改革的艰难曲折性。然而，越是激进冒险的、贪大求洋的改革主张，越有可能获得一呼百应的社会反响。这一点特别值得警惕。（李春成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